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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诗绝句“绝”在何处？           ★★★ 【字体：小 大】
论诗绝句“绝”在何处？
作者：余光中    传统文化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8-11    
 ●一门难能的艺术  
　　中国文学之有“论诗绝句”，不但是变质，也是变体。其体若诗，但其功用却在评论，所以是变质。其意在论，但其形态却托于诗，所以是变体。好的论诗绝句不但是有评论的眼光，还要有诗的韵味，才能令读者感到不但有理，而且有情。二十八个字里，要把诗史、  
　　诗艺、诗家的虚实得失讲得言之有物而又能味之有趣，实在是一门难能的艺术。  
　　论诗绝句是诗人用诗来评论其他诗人的诗，作者当然是行家，读者的兴趣也比较专业。此体发轫于诗圣杜甫，及宋而盛，到了金代的元好问，可谓高潮。杜甫之为大诗人，兼有广博与深刻，首创此体当然才力有余；不过是出产副品而已，大概想不到偶然插柳竟自成荫，所以取的诗题也是“戏为”、“解闷”。他和李白都相信欲振诗运，应该寻源导流，重归风雅。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也要“别裁伪体亲风雅”。  
　　杜甫在唐代并未取得经典的正统，元、白对他十分重视，却苛责他不够忧国忧民。韩愈虽然肯定他与李白光芒万丈，但也坦言他仍受群儿谤伤。杜甫的使命感很强，文学史观也很深长，乃兼容并包，一炉共冶，不但执著于传统，同时也寄望于变通。在《戏为六绝句》中，他一面肯定屈宋之为先驱，汉魏之近风骚，而亲风雅即所以远伪体，同时认为兰苕翡翠终究格局不如碧海鲸鱼。但另一方面他却讽喻时人不必轻薄近人，嗤点庾信，哂笑四杰，不如广开诗路，转益多师，凡是清词丽句皆应欣赏。  
　　●诗人论诗，当行本色  
　　中国的诗艺历唐宋而至金代，到元好问用绝句来论诗史、诗道、诗艺的时候，情况就复杂多了。元好问的《诗论》绝句三十首纵论魏晋以迄唐宋的诗人在三十家以上，其中于诗艺之传承颇多追溯，于诗品之高下，亦多比较，而各首之间，或直接或间接，亦时有呼应。三十首之中当然可以归纳出元好问的史观与评价，但是加起来并不就等于一篇论文。其实元好问当初如果真写了一篇功架十足、言必引据、并且详加注解的所谓学术论文，当然也大有贡献，但是读起来就不如三十首原来那样情理交融，诗意盎然，余韵悠悠。诗人论诗，当行本色，毕竟不同于学者之论。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是行家讲行话，亦即西方人所谓shoptalk，跟学者用一大堆抽象而笨重的术语来条分缕析，大异其趣。元好问论诗，乃以诗证诗，譬如伐柯，其则不远。学者用术语来论诗，却是以术害情，未免隔了一层。  
　　元好问于诗艺，推崇清真自然，旷达深达，但也不废求新出奇。他要维护的诗艺正道，是从曹刘，陶谢，阮籍，陈子昂，李杜，韩柳，李商隐，欧梅，王安石，一路到苏黄。这些都是正面教材，但是孟郊，李贺，秦观，陈师道等人，元好问则认为格局太小，失之纤弱，刻意求工，不够自然，算是负面之例。这其中，他格外强调杜甫的地位与影响，因为透过韩愈与李商隐，杜甫影响了宋诗，尤其是黄庭坚。王若虚说：“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王安石称李商隐“善学老杜”。朱鹤龄也指出李商隐“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所以元好问诗道之正统当以杜甫为首，继之以李商隐，而终于传到黄庭坚，但愈传愈窄，乃沦为末流，成了江西派。难怪《论诗三十首》之廿八说：  
　　古雅难将子美观，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朱作江西社里人。  
　　元好问写诗，先学苏轼，继师杜甫。他在《论诗三十首》之廿六，赞东坡“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所以分的诗史止于苏黄，并慨叹“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大抵遗山论诗，以病情之轻重，先后列出齐梁体、西昆体、江西派以为戒，对末流再三讥讽。  
　　元好问论诗绝句之后，诗家论诗，七绝不绝，但才识难继，反响渐弱。不过六百年后，梁启超慨叹诗道式微的名作《读陆放翁集》，用的仍是这论诗绝句的精悍诗体：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论诗绝句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是很特殊的一种诗体。首先是其绝句的篇幅，寥寥二十八个字，一番起承转合，要把一个观念，一个评断，说得生动有趣而且情韵悠扬，不但激发读者的深思，还要满足读者的美感，实在需要高妙的艺术。此体创始于诗圣，实为应然，其后的作者多为当行本色的诗家，也说明要把论诗绝句写好，必须才识并茂。  
　　不过二十八个字的空间毕竟太窄了，有时也会转不过弯来。最有名的例子，是杜甫自己的句子：“纵使庐王操韩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就易令人误会，以为四杰虽逊于汉魏，却近于风骚。我年轻时就是这么读的，却认为很不合理；后来多看注释，才恍悟“汉魏近风骚”乃合五字成为“劣于”的受词。可是同为“戏为六绝句”之六，“别裁伪体观风雅”一句，却不能按“劣于汉魏近风骚”的句法，解为“别裁亲风雅之伪体”。另一名例是元氏《论诗三十首》之十二：“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历来都以为此乃不满义山诗之晦涩，其实三十首之廿八讲得十分肯定：“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简直是把李商隐与杜甫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了。  
　　●论诗绝句的另一特色  
　　论诗绝句的另一特色，是句中提到古人，往往不直呼本名，而喜欢用其字、号、官职或乡籍，这对外行来说，有时很难还原“正身”。例如“工部”“拾遗”是指杜甫，而“翰林”“供奉”是指李白，但“宾客”指谁，却少人知道是刘禹锡。原来刘禹锡晚年曾任“太子宾客”。又如王安石乃江西临川人，故常称“临川”，但是“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之句中，王安石又变成了“金陵”，因为他曾判江宁府，晚年又定居金陵。陆游论诗绝句“吏部仪曹体不同，拾遗供奉各家风”之句，“吏部”指韩愈曾任吏部侍郎，但是“仪曹”何指，则知者恐少，只因韩柳齐名，勉强可猜。柳宗元曾官礼部员外郎，而礼部郎官通称仪曹，因以称之。  
　　所以论诗绝句是介于诗人、学者与资深读者之间的上层文类，不可能大众化，也不必大众化。这是行家写给风雅中人看的行话，隽永耐读一如《世说新语》。外国的所谓汉学家，真有谁能欣赏此体，我就服了他。  
　　中国传统诗论，多半重唐轻宋，认为唐诗乃正道，主性情，宋诗则以文为诗，好议论。叶燮非之，指出“唐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诗，议论尤多。”宋人在唐人之后，抒情已被唐人发挥尽兴，无以为继，穷变乃通，向理趣另求出路，原很自然。例如李白的《苏台览古》、《越中览古》一类诗，有感慨而无议论，只能算是怀古，而王安石的《明妃曲》、《张良》等诗，议论高妙，才是咏史。苏轼的《迁居临臬亭》：“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与《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也都议论风发，既有哲理，亦富谐趣；更不提他的名作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与“庐山烟雨浙江潮”。苏轼的元气淋漓也许略逊李白，但其哲思与幽默却非李白能及。如果唐诗之后没有宋诗，只有摹拟唐风的明代前、后七子，中国诗也未免太单调了。  
　　●西方也有论诗之诗  
　　论诗绝句既以诗论诗，作者自当兼具诗才与诗识，才能以抒情的韵味来表达评论的见解，在诗体上当以感性与知性互相表里。所以此体应创始于唐而大盛于宋。宋诗好议论，此亦一例。最值得玩味的，是此体始于杜甫，宋人继而发扬光大，至金（相当于南宋末期）而有元好问集其大成。唐宋体性之分，若求之于英国诗坛，则十七世纪玄学派之于伊丽莎白朝之史宾塞、莎士比亚、马罗诸家，似乎也有此种对照，而十八世纪之颇普与约翰生更近宋人了。因此朱艾敦与约翰生不以邓约翰为然，不难了解。班江森对邓约翰有弹有赞，曾谓邓不守格律，应该受吊，但其所长则举世无双。他有一首短诗叫《赠邓约翰》：  
　　邓约翰，亚波罗与缪思所青睐，芸芸才人皆不取，唯君得宠爱；早熟有宿慧，彩笔每出一篇，都成了经典，垂范至于今天；君才不竭，非群彦所能追，君才之高，岂盛誉能溢美。绣口，锦心，修炼，共卓然一生，足以与天下二分而相抗衡。凡此皆可赞，吾仍有此意，且罢，只因我无法赞颂得体。  
　　寥寥十行，对同辈名家推崇至高，但还不及中国的论诗绝句这么简洁而自然。此诗发表于1616年，作者与受者均在世，而且均为44岁。同一年莎士比亚去世，七年后班江森发表了八十行的长诗《敬悼挚爱的莎士比亚大师》，对莎翁推崇备至。此乃大师赞大师，而且是肯定莎翁超凡入圣（canonization）的第一篇名作，具有文学史非凡的意义。但是诗长八十行，议论滔滔，更不能称论诗绝句。  
　　●西方论诗之诗更注重论人  
　　西方文学中以诗论诗的例子很多，不过篇幅往往颇长，而且往往是悼念诗友或嘲弄“诗敌”，写得长了，就复杂起来，不会专注于论诗。例如雪莱吊济慈的《阿多尼》和安诺德吊克勒夫的《塞尔西斯》，就都是长达数百行的希腊体田园挽歌。至于用来讥笑“诗敌”的名篇，则有朱艾登嘲谢德威的《麦克佛雷克诺》与拜伦嘲桂冠诗人塞赛的《天国审判记》，亦皆洋洋宏构，拜伦的诗更长达八百多行。苏轼嘲东野先生的《读孟郊诗二首》长四十句，在中国诗里不能算短了，但比起朱艾敦或拜伦之作，仍是小品。中国以抒情为主，篇幅当然较短，毛诗大序所谓“情动于中……故咏歌之”云云，说的正是抒情诗。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说的诗，则往往是指叙事诗与戏剧，尤其是史诗与悲剧。中国论诗绝句的寥寥四行，在西洋诗中不过等于四行的一小段，即所谓quatrain（四个一串之意）。  
　　如此看来，济慈用十四行体赞荷马，安诺德用同体赞莎翁，都不便和中国的七绝比较。例外不多，但浪漫派的奇才柯立基，有一首四行绝句却是绝唱：  
　　邓约翰的诗兴骑着单峰驼奔跑，把拨火的铁钳当做相思结缠绕；韵律，健步而跛脚；幻想，迷宫兼出路；心机，熔炉与风箱；意义，重压而扭曲。  
　　这正是典型的论诗绝句了。原题是OnDonne’sPoetry，所以我径译成《论邓绝句》。柯立基若生在中国，一定会大写七绝，纵论各家，不容遗山专美吧。寥寥四行，对玄学派大师似弹实赞，把邓约翰诗艺之能调和矛盾（paradox）一言道破。西方古典诗人之诗兴（Muse），例皆乘马“倍加速驶”（Pegasus），真是天马行空。邓约翰之诗兴乘的却是难骑而难看的骆驼，偏偏还是单峰驼（dro-medary），诗人之狼狈可想而知。他人写情诗，都用传统而浪漫的“软件”，邓约翰的情诗用的却是科学与玄学之类的“硬材”，此人之戛戛独造，亦云奇矣。  
　　《论邓绝句》是英诗里暗合中国论诗绝句之作，另一首接近此体的妙品，是朱艾敦的《论米尔顿》：  
　　三位诗人，远隔着三个时代，为希腊、意大利、英国增光采第一人以思想之高超出众第二人以雄伟，第三人则兼通造化之功更无力向前推移为生第三人以惟将前二人合一。  
　　三位诗人分别指希腊的荷马，罗马的魏吉尔，英国的米尔顿：荷马高超，魏吉尔雄伟，米尔顿则兼有高超与雄伟。朱艾敦说造化孕育了荷马与魏吉尔，但要再化育第三位大诗人，却力不从心，只好将荷马与魏吉尔的才华合而为一。这么说来，米尔顿简直比荷马或魏吉尔更伟大了。朱艾敦此诗不但将米尔顿，他的前辈，推崇为欧洲诗坛之至尊，同时也提高了英国诗坛的地位。读者也许要问，如此一来，将置莎士比亚于何地呢？其实朱艾顿笔下评比的这三大诗人都是史诗的作者，而莎士比亚的贡献不在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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